昨天9月30日是烈士紀念日,今天10月1日是國慶節,是的,今天我們不該忘記那些為民族獨立與解放而獻身的先烈和前輩們。

  今天,我講一段關于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作為對前輩的紀念。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里,只有奶奶沒有爺爺。奶奶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到文革開始奶奶因為出身地主被迫離開南京回到陜西去了。我從來沒有見過爺爺,爺爺的照片也沒有見過,父親告訴我爺爺在他一歲時就離開家了。

  直到上中學申請入團時,要向團組織匯報家庭情況,父親把他寫給中央軍委請求幫助尋找父親的信給我看,才搞清楚家庭的情況,我的爺爺在我父親一歲時去參加紅軍,之后下落不明。

我的祖籍是陜西、漢中、城固縣。漢中是漢王朝的發祥地,長江第一大支流漢江源頭,北依秦嶺,南屏巴山,中部是漢中盆地,自古就被稱為“天府之國”和“魚米之鄉”,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而城固位于漢中盆地中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產富庶,是全國糧油基地縣之一,素有大西北之“小江南”美譽。同時城固也是中國第一個出使西域的探險家,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張騫的故鄉。

  可以追溯到的先輩歷史是,我的祖輩是中醫世家,所以生活上一直不錯。 到曾祖父這一代,很大歲數才有的孩子,我的爺爺是最小的孩子叫張竹林。由于曾祖父去世時,三個孩子都未成年,因此三個孩子都沒有能夠繼承祖輩的中醫。不過因為從祖輩那繼承了房產田產,幾個孩子在生活上都衣食無憂,長大后我爺爺在村里當小學老師。

  1932年深秋,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經過城固,那天爺爺叫同村的一個青年(奶奶稱同慶他爸)陪他一起去南山辦點事,一直到第二天同慶爸一個人回到村里,找到我奶奶告訴她說,我爺爺參加紅軍徐向前的部隊了。

  據同慶爸說,他們去南山回來的路上,在五郎關遇到紅軍部隊戒嚴,部隊的人熱情的留他們吃飯,飯后又說天黑了留他們住下,讓他們明天再走。

這期間部隊干部和他們聊天,問了兩個人的情況,我爺爺說是教書的,同慶爸說是種地的,部隊的人還仔細的看了他們的手,認為他們說的是真的。之后接待他們的干部向他們介紹了一些紅軍的情況,講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并希望他們能參加紅軍。同慶爸當時表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一個人養,不能參加紅軍,而我爺爺接過話說我家日子好過沒什么負擔,表示愿意參加紅軍。

第二天早飯后同慶爸和我爺爺告別一個人回到村里,而我爺爺就這樣參加了紅軍部隊。等奶奶去尋找,部隊已經離開了。那時結婚早,26歲已經是5個孩子的父親,最大的是我大姑當時10歲,我父親是最小的一個只有一歲多。

按同慶爸的說法,我爺爺就是奔著紅軍去的,他們去南山并沒什么事,拉上他一起去,是為了參加紅軍后希望有人給家里帶個信。

  一直到三年后的1935年,有一個不認識的人送來一封我爺爺的親筆信,信中大概的內容說:我在紅軍部隊里很好,作文書工作,也教大家認字,還特別叮嚀把家里的地賣掉,一定要讓孩子讀書等。這時他已經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叫張逢林,估計是為了在紅軍部隊擔心連累家里而改的名字。我奶奶根據送信人提供的地址,找到五郎關集鎮的一家商鋪(當時我爺爺留信的地方)去問了情況。商鋪的掌柜說是上個月紅軍路過這里時,我爺爺托他們轉交的。后來紅軍部隊往四川方向的路去了,從此后就再也沒有爺爺的任何消息了。

  1935年的來信說明,爺爺已經經歷了長征的艱難困苦后還活著,對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依然沒有動搖。他叮囑把地賣掉,說明他對革命未來和前途持樂觀態度。

  過雪山草地,對爺爺這樣一個從小生活在地主家庭的青年來說應該是一個嚴酷的考驗,但他堅持下來了。

  對于今天的我們不太能理解,當年爺爺生活上衣食無憂,為什么要撇下家庭和孩子去參加紅軍。看完陳忠實的《白鹿原》后,站在當年的歷史背景下,再回頭看也許可以更多的理解一些他的選擇。感覺得從《白鹿原》里的鹿兆鵬身上仿佛可以看到我爺爺的影子。

他們參加紅軍的動因,與成長于富裕環境的釋迦摩尼在娶妻生子后29歲時出家創立佛教,與同樣生長于富裕家庭的李叔同在結婚后多年38歲時出家皈依佛門多少有些相似之處。社會持續的動蕩,民不聊生,有錢人醉生夢死,讓他們產生了厭世的情緒,于是放棄了安適的生活,拋妻別子,穿破衲,咬菜根,重新踏上去尋找人類前途和人生的真諦征程。

  據我奶奶和我大姑回憶,我爺爺中等身材,穿長褂,帶禮帽,手里經常拿著幾本書,基本是舊知識分子模樣。我爺爺參加紅軍后,家里整理他的東西是大量的書,除了有許多家傳的中醫藥的書外,還有許多古書、小說等,另外還有多年集下來的《少年》《中華青年》等雜志。

  常常會想象我爺爺長的什么樣子,穿上紅軍的軍裝又是什么樣,這張照片是我用自己的照片合成的,想象爺爺穿上軍裝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這些年看了許多關于徐向前和紅軍西路軍的史料,也看過描寫西路軍的電影《驚沙》、《西風烈》等,基本上可以推斷出我爺爺的命運。 我爺爺應該是在1936年10月和兩萬多西路軍將士一起在徐向前、陳昌浩帶來下西征,在祁連山的戈壁中,西路軍進行了大規模的慘烈戰斗,最終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陷入絕境,最后血灑戈壁灘。實際情況應該比電影更加的慘烈,更悲壯。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路軍問題一直是黨史和軍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直到改革開放后,由于親身經歷者徐向前、陳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預,鄧小平的堅決支持,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才逐步得到澄清。

  我奶奶因為我爺爺參加紅軍在1941年還坐過八個月國民黨的監獄,主要是讓我奶奶說我爺爺的情況,現在在什么地方,在紅軍什么部門工作。我奶奶確實也不知道,后來娘家人通過關系疏通就把我奶奶放了出來。

  奶奶讀過書有文化,因為一個女人在家雇人不方便,從此奶奶自己管理田產自己記賬當起了地主。奶奶把家里的男孩都供到高中畢業,女孩都供到初中畢業。
土改時家里的房屋土地都被分掉了,奶奶因為隱藏財產拒不上交又在共產黨的監獄里被關了兩年。奶奶作為一個女人很不容易,即坐過國民黨的監獄也坐過共產黨的監獄。

  解放時父親上高中,正好是抗美援朝,當時父親報了名準備參加抗美援朝,由于我奶奶堅決反對不同意,部隊沒有要他。

之后父親報考了大學,錄取到位于西安的西北農學院林學系學習。

  因為土改家里的財產都被分了,家里的經濟來源斷了。父親說那時他差不多是班里最困難的學生。
  1955年父親大學畢業,解放初國家正在進行林業資源考察,父親來到東北伊春的小興安嶺,參加林業資源考察和開發,在林區工作了整整10年,在那認識了我母親。

  我爺爺1932年參加紅軍時26歲。我父親1955年大學畢業去小興安嶺原始森林考察時24歲。我1976年高中畢業申請去西藏插隊時17歲。

三代人經歷了中國近百年巨大變革的不同階段,但性格和血液里的那種精神是相通的,用行動去踐行理想,把青春融入到國家變革和發展的歷史洪流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可能愧對家庭,但無愧于所處的時代。

我的爺爺和我的奶奶,一個紅軍,一個地主,一個是離家出走的革命先驅,一個是封建守舊的革命的對象,在一起生了五個孩子,就國家和理想的角度而言我理解我的爺爺,就對家庭的責任而言我尊敬我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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